燃文

　　首都机场，国际出发航站楼。

　　看了眼手表，刘达明放下摊开的报纸，朝四周扫了一眼。

　　离开始登机还有十五分钟，那个人却没来。刘达明有点焦急，不知道该等下去，还是去安检口。

　　他不是恐怖份子，他做这些只是为了一张去美国的签证与一百五十万美元。

　　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刘达明是个很失败的人。

　　上个世纪九零年代末，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某重点大学电子工程系，成为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。虽然已经过去快二十年，但是他依然清楚记得，在学校与教委举办的庆祝典礼上，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亲手把五千元奖学金送到他手上，勉励他继续发奋读书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　　四年本科、三年硕士研究生与五年博士研究生，一路走来，刘达明都是尖子生，年年获得奖学金。可是在他拿着双料博士文凭走入社会的时候，得到的只是一份助教工作。每月不到五千元的微薄收入，让他只能住学校的单身教师集体宿舍，到食堂吃大锅饭，代步工具则是一辆破败的自行车。他的很多同学，没有读研究生、没有攻读博士学位，有的创建公司当了老板，有的成了政府官员，有的是跨国企业的高管，有的靠炒股发了财，有的则拿到绿卡成了美国人。

　　他呢？一个有文化的穷光蛋而已。

　　没房没车没存款，连女朋友都没有。

　　系里的老师给他介绍过几个对象，说出去很光鲜，知名大学的老师，在过几年就能评为副教授。可是只要谈到收入与住房的问题，女方看他的眼光就会悄然改变，而每次相亲都是单幕舞台剧。

　　他努力过，也奋斗过。

　　任教的第二年，他就加入一个科研团队，参与一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。他有能力，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，可是他不太会做人，咬着几个技术问题不放，差点导致该项目没能通过国家验收。

　　此后，他与这类能赚钱的项目再也无缘。

　　成为副教授之后，他带过研究生，却因为要求太过严厉，让跟着他的研究生连毕业都变得困难。他还下过海，跟同学合伙搞了个创新企业，亏掉了所有积蓄。他想过出国，却始终没有获得当访问学者的机会。至于技术移民，在他想到的时候已经不大吃香，而投资移民更是不敢想像，他没那个资本。

　　直到三十五岁，也就是去年，他才猛然醒悟。

　　当他顶着大雪，回到偏远的小县城时，母亲已经合上了眼。舅舅告诉他，母亲其实早就查出患了癌症，而且到了晚期，只是一直没告诉他，害怕影响他的工作。他知道，母亲不是害怕影响他的工作，而是怕他花钱。做手术至少得需要二十万，还只能多活几年。别说二十万，他连两万存款都没有。

　　如果赚了大钱，就能定期让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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