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先生为‘国贼’。说别人像不要钱似的，可是轮到自己就不成了，属于死要占便宜，不肯吃亏的主。

　　可孙大先生呢？

　　他无所谓，骂他‘国贼’的人多了去了。多一个胡适不多，少一个胡适不少，由他去吧！

　　当年杨度曾经和他还是不错的朋友，在东京的时候和汪兆铭和孙大先生都走的很近。甚至同盟会成立也是因为杨度的关系，他将好友黄兴介绍给了孙大先生，并促使了双方的合作。可在民国建立不久之后，他就在报纸上公开骂孙大先生是‘国贼’。

　　说白了，每一个野心家都有一个崇高的目标，孙大先生或许不符合野心家的标准，但目标确实有，而且很崇高。

　　可这一点用都没有，‘国党’这两年在他的强硬态度下，朝着下坡路一路狂飙，不带减速的。而陈炯明‘叛变’，驱逐孙大先生成为‘国党’最为危急的时刻。要是局势再恶化，‘国党’可能都要从民国舞台上被驱逐出去了。和北方的合作，才让‘国党’挽回了一些下挫颓势，可就算是这样，孙大先生也无法阻止自己声望的下滑。

　　不过最近一年多，他想明白了，自己年逾花甲却一事无成，主要是技艺不精。

　　造反没军队，等于是白忙活。

　　报纸上见天的骂当官的是汉奸，有用吗？

　　没用，一点用都没有。

　　于是这才有了‘国党’将一部分重心放在军队建设上，当然也就是一部分，另外的精力还是放在老花样上。搞刺杀，搞舆论宣传，可收效甚微。主要是民国的官场已经熟悉了‘国党’的这些套路，都防范着呢？以至于‘国党’很多手痒的主只能拿自己人来练手。

　　至于学生运动……别说‘国党’不熟悉，就是民国的任何一个派系，不管是在野的，还是当政的，都不熟悉。就像是突然迸发出来的一样，文化运动其实对于政客来说，都是害怕的。因为政治家本来就是引导文化和思想的潮流的一小群人，忽然间发现一群毛孩子都冲在自己跟前横冲直撞，闹不闹心？

　　好在民国也有人探索出了一条学生运动的道路，只不过大本营在北方。

　　文化运动也好，学生运动也罢，都要有一个前提，学校多。

　　而且小学没用，至少得中学以上，在民国符合这个条件的城市有两个，燕京和上海。

　　当然在上海也没用，上海的教会学校多，而教会学校基本上还有另外一个名词，贵族学校。比如说圣约翰，从中学到大学都有年级，而这所学校可以直通哈佛大学。在这样的学校里，没人会想着去搞运动，学校也绝对不允许。还得找公立的学校，那么在民国只有一个城市符合条件，那就是燕京。

　　燕京是文化运动的中心，也是学生运动的发源地。多所国立大学为核心，周边的中学为附属，形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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