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，各党很容易就达成了一个共识——清查田亩势在必行。

　　大明的税基在《优免新例》颁布后，已经被伤了，这税基再不修补，恐怕大伙儿的俸禄拿不了多久，毕竟内帑银不可能年年给外廷挪用。

　　至于说，动了得利阶级利益的问题，会不会闹出民乱什么的。

　　只能说想多了。

　　大明上下阶级的通透程度，和儒学的普及，非常容易培养出高道德水平的愣头青，越年轻，越是气盛。

　　光是给官员张俸、足俸两件事，就足够拉拢一批愣头青到皇帝这边了。

　　毕竟，能从朝廷那儿拿到足够的俸禄，谁会想要硬扛着负罪感去贪污受贿呢？

　　贪污受贿的，那一般都是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老油条。

　　而随着讨论的继续，关于加税的事，也被提了出来。

　　结果就是，现在不止是东林和齐楚浙诸党在争论了，而是各党内部就先争论了起来。

　　就单说东林党，以叶向高为首的部分人，反对加田税，赞同收矿税（由朝廷收，不是由宫里）。

　　而以韩爌、张问达为首的一部分人，则是反对加增商税、矿税，主张加大田税。

　　朱由校住在南海子里，每日操阅两卫，同时冷眼旁观着京城的风云变化。

　　京中的诸党争论，朱由校并没有选择去理会。

　　还是那句话，当皇帝强势的时候，党争很容易就能消弭下去。

　　商鞅变法，很多人都知道徙木立信的故事。

　　但真正奠定了商鞅变法基础的，是在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下，后来的秦惠文王嬴驷犯禁，其师首傅公子虔，右傅公孙贾被刺字。

　　而反例，则是差点儿让宋朝雄起的王安石变法。

　　以王安石为首的元祐党人，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元丰党人，从宋神宗斗到宋哲宗。

　　双方不是今天我全盘否定你，就是你明天全盘否定我。

　　先是元丰党人碑，后是元祐党人碑。

　　然后，苏轼这个荔枝派就被人当成皮球，不是被贬，就是在被贬的路上。

　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徽宗上台，通过蔡京这个没节操的，用一个“元祐党籍碑”，才算是结束了这场党争。

　　然而，当蔡京垂垂老矣，关于联金灭辽又一次在朝堂上掀起了党争。

　　同时，党争或者说文官争斗还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。

　　那就是文官的节操，越来越低。

　　以宋末为例，越争越是没节操。

　　如果说，范仲淹、富弼时期，北宋的文官士大夫节操还能有八十分。

　　那么王安石、韩琦、文彦博时期就剩下个及格分了。

　　而新旧党争最为激烈时期，士大夫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越过及格线，不断的刷新着节操的底线。

　　等到宣和、靖康乃至于赵九妹时期，李纲的遭遇和秦桧、杜充的行为告诉我们，不是负数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

　　而同样的事情，也发生在大明。

　　君子群而不党，小人党而不群。

　　而决定是群是党的因素，则是利。

　　因利而聚，利尽则散。

　　对于如何解决党争，朱由校选择亲自下场，捏住这些人的脖子，物理禁言，然后告诉这些人，干事儿的留下，不干事儿的滚蛋。

　　皇帝眼里，没有所谓忠奸贤佞。

　　只有能干事儿的和不能干事儿的。

　　无所谓东林还是阉党，亦或者其他的什么玩意儿。

　　就像是清浊之辩中的那句歌词一样。

　　武则天看重狄仁杰，但也没放弃来俊臣。

　　嘉靖用海瑞，但却重用严嵩。

　　都是一个道理。

　　无所谓这党那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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