’在其中占了很高比例。由于年龄和知识层次存在较大差异，加上语言不畅通、缺乏感情基础，导致以后出现了许多婚姻危机。”叶子平对儿子说道，“高知、洋人、大款，急功近利的中国人的婚姻期望朝着一个又一个的山峰攀延。并因此而创造了一个新名词，傍大款。但是随之而来的，离婚率也高了，因此造成的经济纠纷也很多。”
说起这事儿，叶子平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，当时也是比较有影响的。
在83年的时候，有36名妇女联合到全国妇联上访，状告她们的丈夫是陈世美。这些女性都是知识分子，她们在过去的岁月里自觉地支持了丈夫的事业，让他们继续学习深造，可凭借文革后的机遇翻身后，这些丈夫们竟纷纷借助新《婚姻法》中的“感情破裂”一条，提出离婚，不要糟糠之妻了。
当时中央领导做了一段著名的批示，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……工青妇都要关心这个问题。”这段批示最终成了上访妇女胜利的武器，36个陈世美没有一个离成婚的。
“但在10年之内，他们全部都离婚了，一个都没有剩。”叶子平说道。
“人心散了，队伍自然就没法带了。”叶开表示道，“其实新婚姻法并没错儿，与其捆在一起打打闹闹，不如早点儿解脱了好。”
不过何晴在这方面显然有不同的看法，“女性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，本身就不能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，而且婚姻法对于女性权利的保护，也做得很不够，尤其是第三者插足之类的事情，仅仅是在道德上予以谴责，并没有严格法律可以维护自身利益，我对婚姻法是比较失望的。”
“话也不能那么说，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一夫一妻制度造成的。”叶开一挥手道，“假如放开这个，实行一夫多妻制度的话，就没有这些烦恼了，只要有本事，你娶几个老婆都行，只要你养得起，这么一来反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了。”
“荒谬的想法！就算是那样，也不能保证没有婚外情发生吧？”何晴对于叶开的想法，立刻予以谴责。
“那就不一样了嘛……”叶开表示道，“既然允许一夫多妻制度了，那么婚外情就要绝对禁止的，只要你上了车，就得补票，而且破坏人家家庭的行为，在处罚力度上也要加大，必须以严苛的刑罚来代替所谓的道德谴责才行！”
“怎么可能，这么多年来，什么时候有过这么严苛的法律了？婚外情也就是道德谴责而已……”何晴否定道。
“所以只能说制定法律的人本身就有问题，他们心里面要是没鬼，怎么可能留下这些尾巴？让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来制定法律，制定出来的法律自然是漏洞百出，到处都是他们为了自己脱罪而留下来的后门儿。”叶开一针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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